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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中国灾害史研究

时间:2016-11-28 00:12 点击:

    中国据统计,公元前206年至1936年,中国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共5150次,灾害频率之高,世所罕见,中国灾害史研究自然受到学界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李文海教授为首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引领之下,灾害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总体来看,无论整体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还是资料建设和人才培养,取得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荒政全书》《中国荒政书集成》的整理出版等资料建设成绩斐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灾荒数据库”的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之中。这些成果都为灾害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灾害史研究硕果累累,但也存在薄弱环节,未来研究可以更多地聚焦于以下方面。

拓宽研究领域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一直注重研究重大的自然灾害和农业灾荒。城市灾害、海洋灾害、环境灾害的历史研究原本较为薄弱,近年来渐受青睐,研究面得到拓宽。不过,从内涵上来说,灾害应该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即通常所说的天灾与人祸,二者经常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在论及晚清统治的失效和腐败时就曾说过,“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人为灾害现象如此普遍,研究者不能漠视。以往研究偏重于自然灾害,对人为灾害关注不够,这也预示着灾害史研究有着广阔的开拓空间。

  还应该注意的是,在灾害救助领域,官方的主导作用固然应该强调,但也不能忽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尤其是社会组织的能量不容小觑。蔡勤禹对华洋义赈会的研究、朱浒对民间义赈的研究、高鹏程对红十字会的研究等,都做了很好的探索。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成立十年来,也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若干专题性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灾害史研究的领域,但还远远不够。在灾后重建、灾害创伤医治、灾害心理干预、灾害的国际救援、防灾减灾知识的普及等方面,中外历史上都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但相关研究都还不够充分。因此,只有放开视野,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中国灾害史研究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从研究现状看,中国灾害史的研究偏重于古代和近代,而对当代中国灾害史的研究重视不够,亟待加强。不久前出版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由国家层面组织、针对特大自然灾害编纂的专题性志书,系统客观地记述了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全景式地展示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历史过程。该志书共1113册约1400万字,它的出版发行对于促进和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丰富和发展地方志编纂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类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强化当代灾害史研究,可以更好地为今天防灾减灾提供有益的史鉴和智力支持,灾害史研究理当顺应历史和现实的这一呼唤。

注重比较研究

  跨学科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大趋势,灾害史也不例外。事实上,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历届中国灾害史年会,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史学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汇聚一堂,共同研讨,有助于打通文理科之间的隔膜。事实证明,这样的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除此之外,灾害史研究在跨学科方面可以有更大作为,毕竟灾害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广阔领域,这就注定灾害史研究的跨学科性。夏明方曾经指出,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职志的历史学家迄今不曾“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更深入地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是未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灾害史研究不仅应该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应该充分借鉴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诸如灾害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生态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都可以为我所用。一旦采取跨学科策略,灾害史研究就会大放异彩,迸发思想火花。比如,美国学者艾志瑞所著《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就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这正是跨学科研究的魅力所在。在灾害史的未来研究中,跨学科的旨趣一定会得到更充分的彰显。

  在进行跨学科研究过程中,不仅不能忽视比较研究,相反应该加强。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灾害史的比较研究一直比较缺乏,不仅中外灾害史的比较研究成果难得一见,即便就中国灾害史而言,无论区域灾害史、灾害个案的研究,还是救灾、防灾、减灾诸方面,比较史学意义上的研究成果都很稀缺。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未来的研究如果多一些比较,将有助于灾害史研究向纵深和宽广方向拓展。

建构理论体系

  应该承认,以往的灾害史注重实证性研究,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理论探索不尽如人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在未来研究中,灾害理论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灾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诸如致灾因子论、孕灾环境论、承灾体论等,都可以结合中国实际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用之于中国灾害研究。另一方面,在借鉴的同时,必须追求自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只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架构,灾害史研究才谈得上与西方接轨,平等地与西方学界交流与对话。毫无疑问,灾害史呼唤理论,更呼唤具有创造性或创新思维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本土化”的西方理论。201412月,第十一届中国灾害史年会专门就“灾害史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讨,这意味着加强灾害史理论研究,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建构灾害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固然重要,而平台建设亦亟待加强。中国灾害史研究一直没有一份专属的学术性刊物,这在未来研究中应加以弥补。令人欣慰的是,20151114,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辑刊《灾害与历史》创刊座谈会召开。该刊的创办,为中国灾害史研究搭建了成果交流平台,对进一步凝聚灾害史研究的学术力量、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沟通、传递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培养新的研究力量,都会产生积极作用。《灾害与历史》固然可以以中国灾害史研究为主,但也应该及时介绍国外灾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动向,立足中国的同时也要具有“全球视野”。

  同时,在网络时代,打造并不断完善专业性、学术性中国灾害史研究的网站十分必要,这是汇聚研究力量、分享学术成果必不可少的平台,希望这样的平台早日上线。除此之外,出版“灾害史丛书”,形成规模,提升灾害史研究的影响力也是必要的。研究者还应该积极创造条件,整合人力、物力、财力,早日启动多卷本《中国灾害通史》的编撰工作。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池子华)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9月12日第04版: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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