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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历史启示

时间:2012-10-18 11:56 点击:
朱正业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然而,南宋以降,受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流域经济开发步伐趋缓,在国家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下降。鸦片战争后,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淮河流域经济开发步伐有所加快,但受各种因素掣肘,区域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纵观近代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轨迹,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一、流域经济开发与淮河治理相结合。

  水利建设是经济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夺淮使原本畅通的淮河水系发生重大变动,以致入海无路,入江不畅,到处泛滥。清中叶以后,过度的垦殖与砍伐,造成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更趋恶化,淮河流域逐渐成了“无年不灾,无灾不酷”的重灾区。据统计,仅1901年至1948年的48年间,淮河流域就先后遭遇42次水灾和23次旱灾(《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频发的灾害给淮河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如1931年发生的大水灾,涉及豫、苏、皖、浙、陕、鲁、鄂、冀等省,尤以“淮河区域罹灾最重”(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61年,第31页)。“人民无粟可食,乃剥树皮,磨成粗粉,掺以水藻、草根、树叶各物,蒸而食之,虽难以下烟,聊胜枵腹”(《申报》,1932年4月17日),即是灾后淮北人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自然灾害不仅造成房屋、田地毁坏及人民伤亡,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残酷景象。每次大灾过后,都要恢复与重建,如此反反复复,形成“恢复――毁坏――再恢复――再毁坏”的恶性循环,严重束缚了流域经济的开发与建设。

  开辟入海通道,理顺淮河水系,成为近代以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在多方共同关注下,各种导淮方案应运而生。从晚清苏北绅士丁显的“复淮”主张到民国时期柏文尉、费礼门、张謇及导淮委员会等提出的一系列“导淮”方案,可谓异彩纷呈,各具特色。但是,治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导淮不可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同时,受战争、资金、技术等因素制约,多数方案仅停留于文本而未付诸实施。实践证明,治淮与流域经济开发休戚相关。兴修水利工程,加强淮河治理,是促进流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流域经济整体开发与各省开发相统一。

  从水系来看,淮河流域同属一个地理单元;但从行政区划来看,淮河流域又分属苏、鲁、豫、皖四省。可见,淮河流域经济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只是经济地理上的概念,而不是运行和管理上的实体区域。在近代,淮河流域从未划作一个完整的经济板块,也没有统一的经济开发机构。1929年成立的导淮委员会,仅是一个治淮组织,旨在依据淮河流域的地形、河道及水文资料,研究制定导淮计划与方案,并不具备经济建设功能。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实际上是以各省政府为决策主体和管理主体的省域性经济开发。各省多从本省利益出发,热衷于构建自成体系的生产格局,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与整体发展规划,因而往往造成工作重复,资源浪费,经济开发的绩效大打折扣。

  此外,各省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影响了流域经济的整体开发。从流域整体来看,豫东南、皖北、苏北和鲁西南的经济在所属省份相对滞后。各省在进行经济开发时,又多侧重于本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从资金、技术等多方面予以扶植倾斜。如,苏南地区即是当时江苏省公路建设的重点,1934年该省建设厅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历来设施仍鲜系统,所筑路线,均偏在江南,而江北已成之路,寥寥可数。”(《江苏建设月刊》,1934年第2卷第9期)这种资源优先配置发达地区的开发模式,无疑加剧了各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山东为例,近代工业主要集中于青岛、济南、烟台等东中部城市,鲁西南一带则相对开发较晚,虽有少量近代工业,但基础设施落后,发展规模与上述地区无法同日而语。由苏、鲁、豫、皖被边缘化地区构成的淮河流域,自然成了经济发展的“低谷”,经济开发难度无形加大。从历史经验来看,流域经济开发应包含整个开发与各省开发两个层面,探索各省开发需求与流域整体规划和谐统一的新机制,方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三、流域经济开发与周边区域经济开发相协调。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程度的不断加深,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1842年五口通商到1930年中国开放商埠和被迫出让的租借地多达100余处。这些口岸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联系的主要窗口。如上海、天津开埠后,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在区域进出口贸易中居于枢纽地位,在其辐射带动下,分别形成长三角经济区与华北经济区。

  淮河流域开埠城市数量较少,时间较晚。最先是清末开放的连云港,民国时期徐州、郑州、蚌埠相继开埠。连云港作为流域内唯一处于沿海地区的口岸,曾受到孙中山的青睐。他在构建全国交通网络时强调指出:连云港处在北方大港与东方大港之间,又是陇海铁路的终点,加之内地水运交通便利,将“迅速崛起于黄海之滨,令世人刮目相看。”(《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26―327页)事实上,连云港并未如上海、天津那样,在流域经济发展中扮演龙头角色。综观1936年统计的国内埠际贸易运销线路,主要输出与输入商埠没有一个位于淮河流域(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227页)。在外向型经济的冲击下,以大运河为动力的流域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求,昔日辉煌夺目的运河沿线城市,如扬州、淮安、济宁等也早已辉煌不再。

  淮河流域经济发展与长三角区域、华北区域形成的差别格局,诱发流域内人才、资金、信息等向上述两个区域单向流动,流域由此成了“塌陷”的经济板块。因此,开发淮河流域经济应扬长避短,在发挥自身区位、资源、产业等方面优势的同时,不断加强与周边区域的衔接互动、协作配合。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来源:《光明日报》200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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